李宗刚 || 张恨水及其章回小说创作

（张恨水）

  

张恨水及其章回小说创作

李宗刚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不仅在形式上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相分离，而且也在思想上从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中分离出来。这种现代型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有了成熟形态(主要是短篇小说)之后，一直作为一种精英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逐渐地因为其“新”小说而区别于“旧”小说的特质，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所皈依的文学形式。但是，对这种新潮文化的皈依，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所主导的文学失却了发展空间。史实证明，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在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的驱动下，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一个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张恨水(1895—1967)的章回小说创作上。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1913年考入孙中山所办的蒙藏恳殖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914年投稿时，从李煜词《相见欢》中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恨水作笔名。1924年发表了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随后相继发表了《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40年代，发表了《八十一梦》。1948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中风，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其以后的章回小说创作再也没有超越以前达到的高峰。纵观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其既继承了中国章回小说的精华，又汲取了现代小说的某些现代元素，使中国章回小说这一形式成为与新潮文化渗染的现代小说双峰并峙的两大文学态势。

一、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及其影响

章回小说作为植根于民族形式而自然孕育发展起来的小说形式，不仅深受读者的喜爱，而且也支撑并培育了大量的章回小说作家，使章回小说作家群一直绵延不绝，层出不穷。从晚清以降，尽管先锋文化和政治文化所主导的文化思潮，在小说创作上孕育并逐渐地生成了现代小说的美学传统，但是章回小说作家也在不懈地创作，不断地丰富发展章回体这一传统小说形式，使章回小说在与现代小说构成的互补关系中得到形式上的更新，使得更新的章回小说和读者业已发展了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故而它依然成为大都市里崛起的市民阶层所钟情的小说形式。这种情形，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张春帆的《九尾龟》，从徐枕亚的《玉梨魂》到李涵秋的《广陵潮》、再到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从包天笑的《一缕麻》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再到秦瘦鸥的《秋海棠》，可以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传承链条，既是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继承与更新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培育新的市民阶层读者群的过程。在这样一条传承链上，影响最大的还是作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对此，茅盾曾经说过：“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的，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1

作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一直致力于章回小说的创作，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成为章回小说创作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张恨水“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写了大量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学作品, 光中、长篇小说就有近百部之多。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 他一生共发表了两千多万字, 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2。《金粉世家》的出版前言，则称“张恨水先生一生共创作120余部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杂文，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是位影响深远、功力深厚的大作家”3。

张恨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和《八十一梦》等。《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世界晚报》上连载，直到1929年1月24日才结束。小说主要以当时盛行的言情小说为经、以社会生活为纬，对20年代的北京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展开文学叙事。《金粉世家》连载于1927年2月至1932年5月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小说以巨宦之子金燕西与平民之女冷清秋的相爱——结婚——离异的人生悲剧为主线，展现了一个‘香消了六朝金粉’的豪门贵族的盛衰史”4。《啼笑因缘》连载于1930年3月至11月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小说主要以樊家树与沈凤喜、秀姑、何丽娜等女性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展现了20年代北京独有的民风民俗和都市风貌。《八十一梦》连载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小说主要是以梦的形式，把笔触对准了社会的黑暗面，强化了小说对现实的批评力度。

总的来说，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对此，张友鸾曾经这样回忆道：张恨水在创作的高峰时期，“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5。正是凭借着对小说艺术的挚爱，使得张恨水不仅创作出了“著作等身”的小说，而且还获得了读者的钟情。

作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其小说拥有较多的读者群。对此，同时代的人这样回忆：“《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不久，就引起轰动。我们亲眼见到每天下午报社门口挤着许多人，等着买报。他们是想通过报纸的新闻来关心国家大事么？不！……当然，并非所有报上的小说都是如此，不过恨水的《春明外史》确是这样。”6至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在《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7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至于张恨水“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8。这种盛况，甚至连现代小说奠基者鲁迅的母亲也概莫能外，以至于张友鸾非常委婉地说：“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9总的来说，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如果单从读者群来看，可以说其影响要甚于鲁迅等作家创作的现代小说，只不过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并没有获得现代文学史书写者的青睐而已。

作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其小说的影响力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还拥有较强的生命力。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经过了鼎盛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40年代他不幸中风创作功力大减为止。但是，即便是如此计算，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其巨大的影响力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文学经典的诞生，不仅是由作家本人创造的，还是由读者共同创造的，对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也应该作如是观。在1949年之后由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学史书写中，通俗文学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即便是章回小说这一传统的形式，往往视其所承载的内容而被分成进步的或反动的。像同为章回小说的《新儿女英雄传》，还被当作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对此，郭沫若说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10，《新儿女英雄传》便是成功作品之一。然而，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在文学史书写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即使有书写，也只是将他看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代表。如在魏绍昌编辑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在第三辑就专门设了独立的一组，专门把关于《啼笑因缘》及其作者张恨水的文章集纳在一起，并在“叙例”中指出：“《啼笑因缘》的内容熔社会、言情、武侠于一炉，是鸳鸯蝴蝶派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而张恨水虽于1924年初露头角，以后却是鸳鸯蝴蝶派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极为重要的多产作家。”11这样的文学史定位，尽管对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缺乏深度阐释，但还是把张恨水作为“鸳鸯蝴蝶派”的“多产作家”来看待，这对于凸显其章回小说大家的地位，则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确保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在浩如烟海的现代中国文学中得到了应有的彰显；同时也为消费文化、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再次兴起以及通俗文学创作的再度崛起，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学资源。

作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其小说还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单从文学上来说，虽然遭到五四新文学所代表的现代文学的排斥，甚至还被置于对立面，但不可忽视的是张恨水的小说却给予其他艺术形式以深刻的影响。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就受到了追捧。这正如张友鸾所说的那样：“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大华与明星两家电影公司为此打得不可开交，为了摄制专有权，“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12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作为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其影响所及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而且还渗透到了电影、出版和说唱艺术等诸多领域。

总的来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把张恨水作为章回小说大家凸显出来，正意味着现代中国的文学形式，恰是处于传统和现代杂糅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既有现代的小说，也有传统的章回小说，而张恨水自觉的章回小说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现代小说不足的一种自觉补救：“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13这恰是从另一个纬度上说明了传统小说艺术在现代小说转换的过程中是如何蜕变的。

二、张恨水章回小说的艺术魅力与现代性特质

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为什么会在当时获得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并且在嗣后的历史长廊里，依然一版再版，且具有如此之大的艺术魅力呢？其实，这种情形，早在同时代，就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惑：“我是一个爱看小说的青年……如果我自己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看小说？从小说内学到了些什么？我是无法回答的。我现在决计照你们所指示的路走，多看些于自己的实际生活有关系的新东西……但是，留在我脑海内还成疑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害人的旧小说还可以风行一时？为什么偏有许多人会入他们的迷途呢？譬如《啼笑因缘》，在目前出版界，依然是一部销行最广的小说；难道是因为它的内容丰富？(当然不是的。)或者是因为它的技巧神妙？(也不见得。)照你们的看法，世界上的事，即使这样的小事，总也不该有所谓偶然的吧。’”14针对这样的疑问，时人夏征农曾经这样回答道：“《啼笑因缘》所摄取的，虽然是些浮雕，但这样融合‘上下古今’千余年的不同的生活样式于一处，正是它能迎合一般游离市民阶层的脾胃地方。”15当然，夏征农也意识到了《啼笑因缘》之所以获得了读者的喜爱，并非一无是处：“《啼笑因缘》中所表演的思想，无疑地是充分带有近代有产者的基调的”，“倘我们因为在《啼笑因缘》中看到了‘山寺锄奸’那样的奇迹，看到了‘十三妹’那类的奇侠而机械地认作与《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相等的，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16首先，报刊连载的形式，促成了张恨水章回小说与读者的近距离对话，这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生产模式，这种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确保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获得了现代性特质。

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生产过程中，作家往往是独立于读者世界之外从事小说生产的，读者对作家的文学生产的影响微乎其微。一旦作品出版了，读者对业已定型的文学作品尽管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褒贬，但一般来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小说的基本状貌。但是，在张恨水章回小说的生产中，这种情形就被彻底颠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生产已经不再是作家本人独立的精神活动的外化物，而是从报刊编辑到读者的全方位参与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参与完成的文学生产过程。像《啼笑因缘》“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17。由此说来，如果离开了读者的参与，《啼笑因缘》是否会被报刊所器重，都是一个问题，而读者高涨的热情参与，则促成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促使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创作获得了内在的驱动力。毕竟，报刊连载的小说，并不是作家预先写好的，往往是作家写一部分，然后再边连载边创作，其创作的指向自然要受到包括读者在内的外在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张恨水创作《啼笑因缘》时，本来没有武侠的内容：“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18这就说明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区别于传统的章回小说的最大之处在于，这是一个开放的创作系统，作家本人不再是这个系统的唯一的主人，包括编者、读者在内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参与到了这个文本的创作中来。对此，张友鸾这样回忆道：《啼笑因缘》“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能够与张恨水见面的读者，甚至还和作者共同探讨小说人物的命运。张友鸾对此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19

报刊连载的文学生产方式，使得章回小说在一个开放的结构体系中，获得了接纳丰富而发展的社会内容的契机，进一步扩展了章回小说反映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使章回小说获得了回应社会的能力。一般说来，章回小说的长短与读者的接受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些受到了读者喜爱的内容，往往会促成作者更加全面地展开文学叙事，而读者反响寥落的内容，则往往会促成作家更加审慎地收敛其文学叙事，从而使读者获得参与章回小说生产的机缘。从张恨水章回小说的长短来看，那些动辄百万字的作品，一般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而那些中途停止或匆忙收尾的作品，则往往难以获得读者的青睐。对此，张友鸾曾经说过：“《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20由此时间来看，四年多的章回小说连载，如果不能吸引读者，那是绝难延续下来的，换言之，《春明外史》这样的章回小说，能够历经57个月而不中断，本身就说明了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那么，像《春明外史》这样的长篇章回小说，为什么会获得读者持久的欢迎呢？这与张恨水开放式的结构形式和生产方式关系甚大。也就是说，这样的开放式结构和生产方式，使得小说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某些文化品格，这使得章回小说中的主人公，犹如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其命运的起伏往往不是作家预设好了的，而是随着时代风雨的洗礼，而不断地承纳着新质，又不断地摒弃着旧质。这便使得小说和时代风雨联系得更为密切：《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人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21。显然，如果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和中国传统的小说生产方式一样，是已经创作好了的，那所谓的“新闻”功能自然就失却了，读者的接受热情自然也就下降了。

当然，连载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开放式结构，其写作往往“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的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这样的知根知底之谈，显然切中了张恨水文学生产的连载形式的独有规律。

其次，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模式中，糅合进了现代的婚恋观念，更能够契合消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杂糅的、以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的审美心理的需要。

张恨水创作的章回小说，之所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并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主要因为张恨水的文学母题更多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文学叙事模式，即才子和佳人的感情纠葛，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灌注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如在《啼笑因缘》中的多角恋爱，显然和《儿女英雄传》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尤其是带有十三妹侠义精神的女性，更是如此。但是，这又和传统的章回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毕竟，这里的关秀姑已经不再是那个何玉凤，这里所宣示出来的，也不再是对一夫多妻制度的赞美，而是对爱情的带有乌托邦式的想象和心仪。《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都是在才子佳人的文学叙事模式上演变而来的，这自然对于深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的读者来说，具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张恨水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张恨水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一味地承继传统，忽视“与时俱进”地在文学创作中增进现代性因素。因此，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在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的同时，还走出了传统，汲取了现代的某些元素，从而使其作品形成了一个传统和现代相互杂糅的艺术整体。这主要体现在其旧人物隐含着新时代之特质，新人物又隐含着旧时代之意韵。

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尽管其基本的叙事模式具有才子佳人的某些特质，但是这里的才子，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书生式的才子，这里的佳人，也不再是居于青楼里或闺阁里的佳人，而是回归到了人世间的普通才子佳人。因此，这就和传统的章回小说中的才子在放浪形骸或在买笑的不经意间，和青楼女子心有灵犀截然不同。这里的才子，是在生活巨变中，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而走出了乡镇农村，寓居在现代的都市里，而情感依然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至于那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佳人，就成为才子们建构对抗社会的同情者或支持者。特别是张恨水章回小说中的佳人，更是回归到了普通社会中的佳人，既不再是那些沦落为青楼的依靠卖笑而生存的女子，又不是那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佳丽。她们对未来尽管有着美好的期许，但是家庭出身的贫寒，使她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所以，在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中，从《金粉世家》中的平民之女冷清秋，到《啼笑因缘》中艺女沈凤喜、侠女秀姑和官宦出身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家闺秀何丽娜，其所塑造的女性，已经还原为都市中的普通女性，这相对于《春明外史》中的梨云来说，则更接近于市民所稔熟的真实社会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正表明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的发展路径是由才子佳人肇始，最终皈依的却是对普通人生的凸显。

在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中，男性所认同的贞操观，已经和传统的贞操观有了很大的区别。这里的贞操观，更多地着眼于情感的认同，已经不再局限于女性的肉体。当然，这样的认知，从情感嬗变的轨迹来看，还显得过于生硬，没有真实地揭示出同样处于嬗变期的男性贞操观的理性认同和情感体验之间的矛盾性，忽视了传统对人的潜意识的钳制作用。然而从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对此的描写来看，却起码显示了他对现代贞操观的认同，进而使得其章回小说获得了现代品格：“在从前，女子失身于人，无论是愿意，或者是被强迫的，就像一块白布染黑了一样，不能再算白布的；可是现在的年头儿，不是那样说，只要丈夫真爱他的妻子，妻子真爱她的丈夫，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22张恨水在此借助《啼笑因缘》中的主人公樊家树的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女子贞操观，显然和传统文化中的“一女不侍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贞操观截然不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啼笑因缘》中的贞操观，之所以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自然不是凭空无据的，而是与其所接受的现代观念、尤其是与其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关系甚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樊家树的大学学生的身份，使其在时代的嬗变中获得了某些现代的品格。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门当户对往往是人们择婚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中，则打破了这种门当户对的择婚观，取而代之的是推崇情感认同的婚恋观。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实际上是和个人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多寡、所处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有着深刻关联的，正是依托着这样一个价值尺度，人在社会中也就有了三六九等的等级差别及其等级观念。而在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中，则打破了这样的等级观念，更为推崇的是个体在择婚上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实现了婚恋上的自由。这尽管带有某些乌托邦的色彩，但对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市民读者来说，却是一种激励或诱惑。像《啼笑因缘》中的艺人沈凤喜的命运陡转，对那些为衣食而疲于奔命的市民读者，还是具有抚慰作用的。因此，像具有平民意识的樊家树不仅心地善良，而且还具有普度众生的人文关爱，使得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类似于“卖唱艺人”的人，从流落街头漂泊无所到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食，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想象。这恰好似20世纪20年代从农村进入都市，需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重新获得皈依场所的一个寓言。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寓言，不是以社会公正的竞争和平等的权利为前提，而是依靠着世袭了祖上的一大笔钱的樊家树的菩萨心肠来实现，显然具有了乌托邦的色彩。这恐怕也是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为市民阶层的读者群所钟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主要发生场所的现代都市，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现代文化逐渐地找寻到了自己的承载主体，这就是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熏染的教师和学生，他们以其汲取并认同的现代文化，通过教育、报刊、出版等方式，引领了都市既有文化的变革，从而使得现代文化在古老的都市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这在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中主要体现在那些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身上，由他们而构成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报刊出版业，把其所接纳认同的现代观念传输到都市的角角落落。

传统文化在都市中依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古老中国的都市，在吸纳着异域现代文化的熏染时，这批知识分子毕竟还是带着深深的传统文化底色，甚至演化为他们的一种潜意识，长期地占据并支配着其情感、思想和行为。因此，从张恨水的早期作品《清明外史》来看，客居北京的皖中才子杨杏园，尽管是小说文本中的形象，但和作者张恨水的生活历程之间具有相似之处，这正如张恨水所说的那样：“《春明外史》主干人物，依然带着我少年时代的才子佳人习气，少有革命精神(有也很薄弱)。”显然，这样的才子，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才子，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才子，但其所苦苦追求的是雏鸡梨云，后来又爱上了出身大家庭但命运悲苦的李冬青，最后心灰意冷、一心学佛。显然，杨杏园所接纳的新式教育，并没有促使自己走出传统文化的钳制。

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对人的钳制，在《啼笑因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樊家树之所以最后对艺人沈凤喜产生了深深的眷恋，而对有着现代文明气息的何丽娜持有排斥情感，正可以看作传统文化在潜意识里起着支配作用的表征。实际上，在樊家树的审美理想中，外在的美以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意蕴，使得他对沈凤喜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与此相反，樊家树对何丽娜持有排斥的情感，正是其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文化意识的张扬，遮蔽了其身上所具有的传统文化的内敛和含蓄美，从而使其产生着本能的排斥；至于行侠仗义的侠女秀姑，其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侠义精神，亦遮蔽并泯灭主体的内在含蓄美。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以樊家树为代表的男性在择偶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导向，恰好是过渡时期男性具有的普遍性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

消费文化已经在现代都市中开始从边缘向中心过渡，人们对文学的阅读接受，更多地停留在消遣和娱乐性上。对于从农业文明进入都市化的“新市民”阶层来说，身份的转型及生活方式的转换，现代都市的快节奏，打破了既有的农耕文明中随着节气而缓慢移动的慢节奏，读者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消遣乃至愉悦。从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的接受情况来看，读者之所以能够拿出“一个子”来买报纸消费，并不是接受所谓的思想或道德教育，而是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的一种调节方式。因此，张恨水小说描写的这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都市生活，才切近于他们既有的审美趣味，又与他们的审美趣味相吻合，也与他们的社会体验相契合，进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而那些由精英文化渗透的现代文学作品，则难以和他们既有的审美趣味产生对接，至于那些过于深奥的理论说教，更是为他们所排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正可以看作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三位一体的形象诠释。

当然，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不仅在形式上契合了深受消费文化思潮影响的市民读者群的审美情趣，而且还在语言上突出了口语的特色，达到了“老妪都解”的境界，这无疑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文的一个很好的支持。从一般的情形来看，“老妪”往往是社会中处于较低层次的女性，她们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比较低，如果连她们都能够阅读或者听懂了，那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的确是从另一个纬度上实践了文学的大众化。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正可以看作白话文的一个成功案例。

张恨水及其章回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并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说，还应该归结到“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魏绍昌曾经这样说过：鸳鸯蝴蝶派的“‘流风余韵’是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改变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才完全消灭的”24。如果我们抛开其唯政治经济决定论的话，就可以发现，张恨水尽管在《八十一梦》中，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甚至还被周恩来评为：“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25但从根本上说，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对民国体制还没有上升到否定的高度，相反，倒是与民国政体具有某些同构性：民国政体对于左翼文学有所抑制，而对于通俗文学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则采取了容纳的方略。毕竟，通俗文学对政党的意识形态鲜有涉及，其更多地承载了大众通俗文化的内容，强化了文学的消遣性和娱乐性，这使其有了被兼容的机缘。至于在1949年共和国政体确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中国社会的边缘向中心的转移，从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像张恨水以通俗文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则失却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甚至一度还被严重贬抑。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开始弱化，通俗文学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以张恨水的章回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态度和评价，还是衡量政治环境宽松与否的晴雨表。

——本文原题《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收录于朱德发、魏建主编：《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上卷 多元一体文学结构的形成（1900—192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2-564页。后收录于李宗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247页。

注释：

1：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中华论丛》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2：张晓水等：《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3：《〈金粉世家〉出版前言》，见张恨水：《金粉世家》，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5：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笑鸿：《是野史(重版代序)》，张恨水：《春明外史》，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7：严独鹤：《1930年严独鹤序》，张恨水：《啼笑因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8：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9：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0：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新儿女英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11：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2：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3：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新民报》(重庆)1944年5月20日。

14：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15：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16：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3~94页。

17：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8：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9：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20：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21：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22：张恨水：《啼笑因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23：（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见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24：（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5：（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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